魏王李泰
唐太宗见太子李承乾屡教不改，便动了废立之心，开始属意第四子，即长孙后所生的次子、李承乾的胞弟魏王泰。
魏王受宠荒唐胡为的李承乾相比，魏王李泰几乎继承了父亲唐太宗与母亲长孙氏所有的优点。他不仅有才华，善作诗文，爱好经籍、舆地之学，而且有胆略，善于扩大自己的势力与名声。这也是唐太宗最赏识的地方。李泰的经历似乎比较复杂一些，历封宜都
王、卫王、越王、魏王，历任扬州大都督、左武侯大将军、鄜州大都督、相州都督。
李泰的得宠与李承乾的失宠大体上是同时发生、交互消长的。唐太宗几乎是有意鼓励李泰夺取储位。他循序渐进，采取各种手段表示自己对李泰的优宠。例如违背礼教规定，每月赐给魏王李泰的供给出太子李承乾的还多，故意让魏王府凌驾于东宫之上；李泰腰腹肥大，行动吃力，太宗特许他乘小轿入朝。太宗临幸李泰府第，又破例为他赦免长安死囚，蠲免魏王府所在坊区当年租税，赐泰府僚属及同里老人各有等差。这种恩宠是君主才能享有的，唐太宗施之于李泰，无疑是向众臣显示他意立李泰为太子。唐太宗还特许李泰在魏王府内开设文学馆，招引学士，这表面上是表彰李泰礼贤好学，实际上是仿照唐太宗为秦王时置文学馆的旧例。一时之间，魏王府人才众多，门庭若市，这不仅为李泰拉拢朝臣大开方便之门，而且使群臣可以猜测到唐太宗的用意，更何况唐太宗曾经公开表示：“人生寿夭难期，万一太子不幸，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！”唐太宗为李泰夺嗣，千方百计抬高其地位，预先造成宠冠诸王的既成事实，好为其将来继位作准备。
大臣反对唐太宗为李泰谋立太子的态度如此鲜明，为什么李泰最终没有立成呢？关键是当时的重臣持反对态度。
早在贞观十二年正月，唐太宗声称“设无太子，则母弟次立”，暗示魏王李泰可以取代李承乾。魏征当即表示不敢苟同，认为“立嫡立长”是皇位继承的根本原则。在大臣们看来，李承乾虽然不肖，却也没有坏到被废的地步。后来，唐太宗对待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薄此厚彼的做法越来越明显，大臣们对太宗的恩宠逾制公开表示不满。褚遂良曾上疏说：“您虽然特别甚欢魏王，但规格不应读超过太子。如果名分颠倒，当亲者疏，当尊者卑，容易让奸佞小人钻空子，祸乱国家。
但唐太宗根本不理这些话，甚至令李泰移居武德殿。武德殿曾经是李元吉的住所，唐太宗的意图，除了与李泰往来的方便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借此提高李泰的地位。
魏征就此事上疏唐大宗。魏征在疏中并没有讲立嫡以长的原则，也没有谈历代立嗣的成败，而是单刀直人，诉诸于父子亲情，暗示兄弟阋墙将导致玄武门那样的流血冲突。唐太宗杀弟弑兄，夺取帝位，置”立嫡以长“的原则于不顾，在选择嗣君时主张立贤，却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子孙重演这一悲剧。经过一番考虑之后，唐太宗不仅收回了令李泰移居武德殿的敕旨，而且指派魏征为太子太师，辅佐李承乾，并向群臣宣布：”方今群臣，忠直无逾魏征。我遣傅太子，用绝天下之疑。”
贞观十七年五月，唐太宗针对李泰党人散布的“太子李承乾脚有毛病，而魏王李泰聪明，领悟力又高，时常随太宗出游……已有附会者”的流言蜚语，特对群臣申明：“太子虽然脚有毛病，但并不是不能走路。而且《礼记》记载分明：嫡子死亡，则嫡孙继位。太子的儿子已经五岁，我绝对不会使庶子接替嫡子，打开夺嫡祸源！至此，唐太宗己对众明确宣布绝不以庶代嫡，杜绝了李泰党人的非分之想。
但是，对李承乾和李泰来说，唐太宗改变态度并没有发生预期的作用。李泰并没有因唐太宗改变态度而放弃夺嫡的念头，而立承乾也没有感到真正的轻松。最终，李承乾因密谋发动政变而被废黜。
两难选择贞观十七年四月，太子承乾被废，魏王李泰、晋王李治作为长孙皇后所生的嫡次子，都有继承储君的资格。但是李泰的条件比较优越，他年长李治9岁，有一定的政治背景，尤其是得到太宗的宠爱和支持。朝中大臣岑文本、刘洎看太宗脸色行事，上疏太宗请立李泰为太子。
而李治生性柔弱，喜欢安静，给人们的印象是“宽仁孝友”，虽然身为嫡子，却并没有得到唐太宗过多的关注。史书中有这样的记载：李治小时候刚一开始学习《孝经》，太宗就书中要义问他，李治这样回答：“夫孝，始于事亲，中于事君，终于立身。君子之事上，进思尽忠，退思补过，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。”太宗十分满意，夸奖他说：“能够做到这一点，足以事父兄，为臣子矣。”
不过，唐太宗对李治的赞赏，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宽慰。太宗本人刚毅多谋、胆识俱佳，而且雄心勃勃，不甘屈于人下。李渊起兵太原，太宗参与谋议，联络豪杰，统军出征，剿灭群雄，冲锋陷阵，指挥若定，为大唐王朝的建立与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充分显示了他的出众才华。尤其是在“玄武门之变”前后，太宗谋夺储君之位，同室操戈，弑兄杀弟，迫父让位，策划周密，毫不手软。所以，对于“仁懦”、“柔弱”的九皇子李治，唐太宗深感与自己不甚“相类”，认为他根本不可能继承大统并在政治上有所作为。
李治虽有诸多不利条件，却有一个绝好的武器，即舅舅长孙无忌的大力支持。“长孙无忌固欲立晋王，帝以太原石文有‘治万吉’，复欲从无忌。”这可能是高宗朝修《实录》、《国史》的史官，为了制造高宗运应天命的把戏编撰出来的。实际上促使唐太宗重新考虑立嫡的绝不是“石文”预言，而是长孙无忌的“固欲立晋王”的态度。
李泰、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，为什么长孙无忌会如此薄此厚彼呢？这与长孙无忌不愿失势有关。长孙无忌在“玄武门之变”中立下大功，是唐玄宗贞观年间的重臣。贞观晚年，唐太宗对功臣子弟参与争立（宰相杜如晦之子杜荷参与李承乾的谋反，宰相房玄龄之子参与李泰谋嫡）表现出强烈不满，对许多大臣都产生了猜忌之心，而长孙无忌及其子弟都没有介入李承乾与李泰的党争之列，又兼皇亲国戚的特殊身份，使得唐太宗对他特别信任，导致他权势日隆，大到可以左右朝政之势。
长孙无忌已经大权在握，当然不愿意失势，更乐意拥立一个懦弱听话的外甥当皇嗣，以便将来操纵政权。选李泰显然不合适，因为李泰于贞观十一年置文学馆收纳了诸多人才，以后又有文武群官投靠门下，已经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党羽势力，一旦上台当了皇帝，肯定会重用自己的亲信，不会重用长孙无忌一类的老臣。而且李泰业已成年，有一定的政治能力，长孙无忌想控制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而李治就不同了，他为人懦弱，又没有自己的政治势力，所以成了长孙无忌期望的最佳人选。故为此，长孙无忌极力美化李治，将李治的懦弱赞扬为“仁孝”。一旦“仁孝”的李治嗣位，他的擅权也就没有问题了。
另外，李泰与李治争立太子的矛盾，背后涉及功臣子弟与元老重臣的权力分配问题。李泰的党羽多是一些功臣子弟，比如柴绍之子柴令武、房玄龄之子房遗爱、杜如晦之弟杜楚客等等。这个集团与长孙无忌是有矛盾的。这些功臣子弟年龄较轻、阅历较浅、职位较低，要想自己掌权，必须把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赶下台去。长孙无忌想巩固自己的权势，当然也要排斥这些功臣子弟。
李泰本人也没有想过拉拢朝廷元勋。他仗着父皇的宠爱，自以为皇太子非他莫属，从不收敛自己的行为，连朝中的三品大员都不放在眼里，还因为三品以上的公卿对其不下马行礼而怀恨在心，居然到太宗面前告状。李泰目空一切、傲视群臣的态度，让朝中重臣极为不满，结果导致朝中有权有势者多被长孙无忌拉过去站到了李泰的对面。
“自古嫡庶无良佐，何尝不倾败家国”，这个道理唐太宗十分清楚，如果他选择的继承人得不到贤相良臣们的拥戴，保存基业是很困难的。李泰的党羽多为不肖的功臣子弟，非属“良佐”之列；李治则得到了以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李世勣为代表的有势力的核心集团的拥戴，可以保证“贞观之治”的政策得以继续贯彻实施。唐太宗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陷入了两难，按感情来说，他一贯倾向李泰；从理智来说，他不能不择取李治。
为了争取李泰能获得元老重臣的支持，庸太宗曾故意放出话来试探大臣的反应，叙述了魏王泰“自投我怀”的亲密之情，还转达了李泰乞求立为太子时的奇怪许愿：“我只有一个儿子，如果我死了，一定把他杀掉，传位给弟弟晋王（李治）！”此言一出，马上遭到褚遂良的反对：“陛下失言。哪有身为皇帝却肯杀他的爱子，而传位弟弟的？陛下从前既封李承乾当太子，而又宠爱魏王李泰，嫡庶不明，终于造成今天的灾祸。”驳倒李泰虚伪肉麻的许愿是不难的，难以对付的是如何打消唐太宗感情上的袒护。于是褚遂良干脆直言自己的忧虑：“若为立泰，非别置晋王不可。”这无异警告席太宗，如果坚持立魏王泰，就必须先杀了晋王李治，否则，日后必有一场夺位大乱。褚遂良的这番话触到太宗的痛处，唐太宗不想让兄弟相残的事再度发生，如果立魏王李泰为太了，邢如何才能保证晋王李治的安全呢？唐太宗强压住矛盾的心理，当场就泪流满面地说：“我不能尔。”
其实，唐太宗对李泰和李治都持怀疑态度。他欣赏李泰的政治才干，却担心他容不得诸位兄弟；他欣赏李治的忠厚善良，却不满意他的柔弱寡断。就在唐太宗犹豫不决的关键时刻，李泰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。他见舅舅长孙无忌极力拥立李治，生恐父皇改变主意，便在暗中威胁李治：“你跟李元昌感情最好，李元昌已经处死，你难道不担心？”还说什么“不要与我争，否则，后果不堪设想！”这番话杀气腾腾，实在是做得太过火了一些。李治胆小怯弱，经李泰这么一吓唬，惟恐李元昌参与谋反之事牵连自己，便害怕得整日提心吊胆，忧形于色。唐太宗召见李治时，见他忧心忡忡、魂不守舍，再三追问之下，李治才将李泰的话如实相告。太宗听完恍然大悟，开始后悔说出封李泰当太子的话。
这期间，太宗还与李承乾有过一次面谈。李承乾说：“臣贵为太子，更何所求？魏王久有夺嫡之心，只恐被他加害，才与朝臣谋自安之道。一帮凶险不逞之人，遂教臣为不轨之事。今若以泰为太子，这是中了他的圈套了。”
李承乾这番话的分量，并不亚于褚遂良对李泰虚伪誓言的揭露。这时，唐太宗才认识到，他必须面对现实。他不无痛楚地说：“承乾言亦是。我若立泰，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。泰立，承乾、晋王皆不存；晋王立，泰共承乾可无恙也。”李泰当太子，李承乾和李治都会送命；李治当太子，李承乾和李泰都可平安。
太宗在太子李承乾被废以后没有选立魏王李泰，是不希望使后世子孙看到储君之位可以依靠所谓经营而得。
晋王得立唐太宗下决心立李治为太子，确实经过一番慎重考虑。但是，他对群臣的态度并没有十分的把握。他知道长孙无忌支持李治，态度坚决，但对长孙无忌是否能代表绝大多数朝臣，心中仍存疑虑。唐太宗必须得到群臣的公开表态，才能最后定夺。
贞观十七年四月初六，太宗在两仪殿的朝会结束后，只留下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李世勣、褚遂良等，旁边侍立的是惴惴不安的晋王李治。他说：“我三个儿子（太子李承乾、魏王李泰、齐王李佑）、一个弟弟（汉王李元昌），竟做出这种事来，使我心灰意冷。”说罢，竟然自往御座之上，抽出佩刀欲自刺。长孙无忌等人无不大惊失色，争着上前，一面扶抱起太宗，一面夺下了他手中的佩刀，回手将佩刀递给站在一边的晋王李治。长孙无忌似乎明白太宗此举究竟为何，于是请他将心事赐示。太宗于是说：“我欲立晋王。”长孙无忌闻听此言，正中下怀，马上就毫不犹豫地说：“谨奉诏。有异议者，臣请斩之。”太宗对晋王李治说：“你的舅舅应许拥立你了，还不快快拜谢。”李治于是急忙下拜。太宗又对长孙无忌等人说：“公等既符我意，不知道外面会有什么议论？”长孙无忌曰：“晋王仁孝，天下归心久矣。乞望陛下试召问百官，必无异辞。若有不同者，乃是臣负陛下，罪当万死。”太宗见状，也就不再犹豫。于是召集六品以上全体官员于太极殿，对他们说：“承乾悖逆，李泰凶险，都不可当太子。我打算在群儿中选择一个人，不知谁适合？你们只管明言。”大家齐声欢呼说：“晋王仁孝，当为嗣！”李世民大为欢喜。
魏王李泰对形势的变化毫不知情，他带着百余名随从正前往太极宫。唐太宗命城门守卫阻止其随从人宫，而只引导李泰一个人进入肃章门，遂即将他软禁在北苑。
贞观十七年（643）四月初七，太宗亲驾承天门，下诏立晋王李治为太子。当月，李泰被革除雍州牧、相州都督、左武侯大将军之职，降为东莱郡王。后来，又改降为顺阳王，流放均州郧乡（今湖北均县北），贞观二十一年，进封濮王。
懦弱的李治当上皇太子，可见并非出于唐太宗的一厢情愿，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，可以说极大程度上是由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竭力促成的，正如唐太宗对李治所说的：“你的舅舅应许拥立你了，还不快快拜谢。”即使在立李治为太子之后，唐太宗心中仍有不甘，他曾把李泰所上表章示于群臣，说：“泰文辞美丽，岂非才士？我心中念泰，卿等所知。但社稷之计，断割恩宠，责其居外者，亦是两相全也。”遗憾之情溢于言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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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王受宠荒唐胡为的李承乾相比，魏王李泰几乎继承了父亲唐太宗与母亲长孙氏所有的优点。他不仅有才华，善作诗文，爱好经籍、舆地之学，而且有胆略，善于扩大自己的势力与名声。这也是唐太宗最赏识的地方。李泰的经历似乎比较复杂一些，历封宜都
王、卫王、越王、魏王，历任扬州大都督、左武侯大将军、鄜州大都督、相州都督。
李泰的得宠与李承乾的失宠大体上是同时发生、交互消长的。唐太宗几乎是有意鼓励李泰夺取储位。他循序渐进，采取各种手段表示自己对李泰的优宠。例如违背礼教规定，每月赐给魏王李泰的供给出太子李承乾的还多，故意让魏王府凌驾于东宫之上；李泰腰腹肥大，行动吃力，太宗特许他乘小轿入朝。太宗临幸李泰府第，又破例为他赦免长安死囚，蠲免魏王府所在坊区当年租税，赐泰府僚属及同里老人各有等差。这种恩宠是君主才能享有的，唐太宗施之于李泰，无疑是向众臣显示他意立李泰为太子。唐太宗还特许李泰在魏王府内开设文学馆，招引学士，这表面上是表彰李泰礼贤好学，实际上是仿照唐太宗为秦王时置文学馆的旧例。一时之间，魏王府人才众多，门庭若市，这不仅为李泰拉拢朝臣大开方便之门，而且使群臣可以猜测到唐太宗的用意，更何况唐太宗曾经公开表示：“人生寿夭难期，万一太子不幸，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！”唐太宗为李泰夺嗣，千方百计抬高其地位，预先造成宠冠诸王的既成事实，好为其将来继位作准备。
大臣反对唐太宗为李泰谋立太子的态度如此鲜明，为什么李泰最终没有立成呢？关键是当时的重臣持反对态度。
早在贞观十二年正月，唐太宗声称“设无太子，则母弟次立”，暗示魏王李泰可以取代李承乾。魏征当即表示不敢苟同，认为“立嫡立长”是皇位继承的根本原则。在大臣们看来，李承乾虽然不肖，却也没有坏到被废的地步。后来，唐太宗对待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薄此厚彼的做法越来越明显，大臣们对太宗的恩宠逾制公开表示不满。褚遂良曾上疏说：“您虽然特别甚欢魏王，但规格不应读超过太子。如果名分颠倒，当亲者疏，当尊者卑，容易让奸佞小人钻空子，祸乱国家。
但唐太宗根本不理这些话，甚至令李泰移居武德殿。武德殿曾经是李元吉的住所，唐太宗的意图，除了与李泰往来的方便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借此提高李泰的地位。
魏征就此事上疏唐大宗。魏征在疏中并没有讲立嫡以长的原则，也没有谈历代立嗣的成败，而是单刀直人，诉诸于父子亲情，暗示兄弟阋墙将导致玄武门那样的流血冲突。唐太宗杀弟弑兄，夺取帝位，置”立嫡以长“的原则于不顾，在选择嗣君时主张立贤，却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子孙重演这一悲剧。经过一番考虑之后，唐太宗不仅收回了令李泰移居武德殿的敕旨，而且指派魏征为太子太师，辅佐李承乾，并向群臣宣布：”方今群臣，忠直无逾魏征。我遣傅太子，用绝天下之疑。”
贞观十七年五月，唐太宗针对李泰党人散布的“太子李承乾脚有毛病，而魏王李泰聪明，领悟力又高，时常随太宗出游……已有附会者”的流言蜚语，特对群臣申明：“太子虽然脚有毛病，但并不是不能走路。而且《礼记》记载分明：嫡子死亡，则嫡孙继位。太子的儿子已经五岁，我绝对不会使庶子接替嫡子，打开夺嫡祸源！至此，唐太宗己对众明确宣布绝不以庶代嫡，杜绝了李泰党人的非分之想。
但是，对李承乾和李泰来说，唐太宗改变态度并没有发生预期的作用。李泰并没有因唐太宗改变态度而放弃夺嫡的念头，而立承乾也没有感到真正的轻松。最终，李承乾因密谋发动政变而被废黜。
两难选择贞观十七年四月，太子承乾被废，魏王李泰、晋王李治作为长孙皇后所生的嫡次子，都有继承储君的资格。但是李泰的条件比较优越，他年长李治9岁，有一定的政治背景，尤其是得到太宗的宠爱和支持。朝中大臣岑文本、刘洎看太宗脸色行事，上疏太宗请立李泰为太子。
而李治生性柔弱，喜欢安静，给人们的印象是“宽仁孝友”，虽然身为嫡子，却并没有得到唐太宗过多的关注。史书中有这样的记载：李治小时候刚一开始学习《孝经》，太宗就书中要义问他，李治这样回答：“夫孝，始于事亲，中于事君，终于立身。君子之事上，进思尽忠，退思补过，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。”太宗十分满意，夸奖他说：“能够做到这一点，足以事父兄，为臣子矣。”
不过，唐太宗对李治的赞赏，更多的是基于一种宽慰。太宗本人刚毅多谋、胆识俱佳，而且雄心勃勃，不甘屈于人下。李渊起兵太原，太宗参与谋议，联络豪杰，统军出征，剿灭群雄，冲锋陷阵，指挥若定，为大唐王朝的建立与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充分显示了他的出众才华。尤其是在“玄武门之变”前后，太宗谋夺储君之位，同室操戈，弑兄杀弟，迫父让位，策划周密，毫不手软。所以，对于“仁懦”、“柔弱”的九皇子李治，唐太宗深感与自己不甚“相类”，认为他根本不可能继承大统并在政治上有所作为。
李治虽有诸多不利条件，却有一个绝好的武器，即舅舅长孙无忌的大力支持。“长孙无忌固欲立晋王，帝以太原石文有‘治万吉’，复欲从无忌。”这可能是高宗朝修《实录》、《国史》的史官，为了制造高宗运应天命的把戏编撰出来的。实际上促使唐太宗重新考虑立嫡的绝不是“石文”预言，而是长孙无忌的“固欲立晋王”的态度。
李泰、李治都是长孙无忌的外甥，为什么长孙无忌会如此薄此厚彼呢？这与长孙无忌不愿失势有关。长孙无忌在“玄武门之变”中立下大功，是唐玄宗贞观年间的重臣。贞观晚年，唐太宗对功臣子弟参与争立（宰相杜如晦之子杜荷参与李承乾的谋反，宰相房玄龄之子参与李泰谋嫡）表现出强烈不满，对许多大臣都产生了猜忌之心，而长孙无忌及其子弟都没有介入李承乾与李泰的党争之列，又兼皇亲国戚的特殊身份，使得唐太宗对他特别信任，导致他权势日隆，大到可以左右朝政之势。
长孙无忌已经大权在握，当然不愿意失势，更乐意拥立一个懦弱听话的外甥当皇嗣，以便将来操纵政权。选李泰显然不合适，因为李泰于贞观十一年置文学馆收纳了诸多人才，以后又有文武群官投靠门下，已经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党羽势力，一旦上台当了皇帝，肯定会重用自己的亲信，不会重用长孙无忌一类的老臣。而且李泰业已成年，有一定的政治能力，长孙无忌想控制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而李治就不同了，他为人懦弱，又没有自己的政治势力，所以成了长孙无忌期望的最佳人选。故为此，长孙无忌极力美化李治，将李治的懦弱赞扬为“仁孝”。一旦“仁孝”的李治嗣位，他的擅权也就没有问题了。
另外，李泰与李治争立太子的矛盾，背后涉及功臣子弟与元老重臣的权力分配问题。李泰的党羽多是一些功臣子弟，比如柴绍之子柴令武、房玄龄之子房遗爱、杜如晦之弟杜楚客等等。这个集团与长孙无忌是有矛盾的。这些功臣子弟年龄较轻、阅历较浅、职位较低，要想自己掌权，必须把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赶下台去。长孙无忌想巩固自己的权势，当然也要排斥这些功臣子弟。
李泰本人也没有想过拉拢朝廷元勋。他仗着父皇的宠爱，自以为皇太子非他莫属，从不收敛自己的行为，连朝中的三品大员都不放在眼里，还因为三品以上的公卿对其不下马行礼而怀恨在心，居然到太宗面前告状。李泰目空一切、傲视群臣的态度，让朝中重臣极为不满，结果导致朝中有权有势者多被长孙无忌拉过去站到了李泰的对面。
“自古嫡庶无良佐，何尝不倾败家国”，这个道理唐太宗十分清楚，如果他选择的继承人得不到贤相良臣们的拥戴，保存基业是很困难的。李泰的党羽多为不肖的功臣子弟，非属“良佐”之列；李治则得到了以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李世勣为代表的有势力的核心集团的拥戴，可以保证“贞观之治”的政策得以继续贯彻实施。唐太宗在立太子的问题上陷入了两难，按感情来说，他一贯倾向李泰；从理智来说，他不能不择取李治。
为了争取李泰能获得元老重臣的支持，庸太宗曾故意放出话来试探大臣的反应，叙述了魏王泰“自投我怀”的亲密之情，还转达了李泰乞求立为太子时的奇怪许愿：“我只有一个儿子，如果我死了，一定把他杀掉，传位给弟弟晋王（李治）！”此言一出，马上遭到褚遂良的反对：“陛下失言。哪有身为皇帝却肯杀他的爱子，而传位弟弟的？陛下从前既封李承乾当太子，而又宠爱魏王李泰，嫡庶不明，终于造成今天的灾祸。”驳倒李泰虚伪肉麻的许愿是不难的，难以对付的是如何打消唐太宗感情上的袒护。于是褚遂良干脆直言自己的忧虑：“若为立泰，非别置晋王不可。”这无异警告席太宗，如果坚持立魏王泰，就必须先杀了晋王李治，否则，日后必有一场夺位大乱。褚遂良的这番话触到太宗的痛处，唐太宗不想让兄弟相残的事再度发生，如果立魏王李泰为太了，邢如何才能保证晋王李治的安全呢？唐太宗强压住矛盾的心理，当场就泪流满面地说：“我不能尔。”
其实，唐太宗对李泰和李治都持怀疑态度。他欣赏李泰的政治才干，却担心他容不得诸位兄弟；他欣赏李治的忠厚善良，却不满意他的柔弱寡断。就在唐太宗犹豫不决的关键时刻，李泰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。他见舅舅长孙无忌极力拥立李治，生恐父皇改变主意，便在暗中威胁李治：“你跟李元昌感情最好，李元昌已经处死，你难道不担心？”还说什么“不要与我争，否则，后果不堪设想！”这番话杀气腾腾，实在是做得太过火了一些。李治胆小怯弱，经李泰这么一吓唬，惟恐李元昌参与谋反之事牵连自己，便害怕得整日提心吊胆，忧形于色。唐太宗召见李治时，见他忧心忡忡、魂不守舍，再三追问之下，李治才将李泰的话如实相告。太宗听完恍然大悟，开始后悔说出封李泰当太子的话。
这期间，太宗还与李承乾有过一次面谈。李承乾说：“臣贵为太子，更何所求？魏王久有夺嫡之心，只恐被他加害，才与朝臣谋自安之道。一帮凶险不逞之人，遂教臣为不轨之事。今若以泰为太子，这是中了他的圈套了。”
李承乾这番话的分量，并不亚于褚遂良对李泰虚伪誓言的揭露。这时，唐太宗才认识到，他必须面对现实。他不无痛楚地说：“承乾言亦是。我若立泰，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。泰立，承乾、晋王皆不存；晋王立，泰共承乾可无恙也。”李泰当太子，李承乾和李治都会送命；李治当太子，李承乾和李泰都可平安。
太宗在太子李承乾被废以后没有选立魏王李泰，是不希望使后世子孙看到储君之位可以依靠所谓经营而得。
晋王得立唐太宗下决心立李治为太子，确实经过一番慎重考虑。但是，他对群臣的态度并没有十分的把握。他知道长孙无忌支持李治，态度坚决，但对长孙无忌是否能代表绝大多数朝臣，心中仍存疑虑。唐太宗必须得到群臣的公开表态，才能最后定夺。
贞观十七年四月初六，太宗在两仪殿的朝会结束后，只留下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李世勣、褚遂良等，旁边侍立的是惴惴不安的晋王李治。他说：“我三个儿子（太子李承乾、魏王李泰、齐王李佑）、一个弟弟（汉王李元昌），竟做出这种事来，使我心灰意冷。”说罢，竟然自往御座之上，抽出佩刀欲自刺。长孙无忌等人无不大惊失色，争着上前，一面扶抱起太宗，一面夺下了他手中的佩刀，回手将佩刀递给站在一边的晋王李治。长孙无忌似乎明白太宗此举究竟为何，于是请他将心事赐示。太宗于是说：“我欲立晋王。”长孙无忌闻听此言，正中下怀，马上就毫不犹豫地说：“谨奉诏。有异议者，臣请斩之。”太宗对晋王李治说：“你的舅舅应许拥立你了，还不快快拜谢。”李治于是急忙下拜。太宗又对长孙无忌等人说：“公等既符我意，不知道外面会有什么议论？”长孙无忌曰：“晋王仁孝，天下归心久矣。乞望陛下试召问百官，必无异辞。若有不同者，乃是臣负陛下，罪当万死。”太宗见状，也就不再犹豫。于是召集六品以上全体官员于太极殿，对他们说：“承乾悖逆，李泰凶险，都不可当太子。我打算在群儿中选择一个人，不知谁适合？你们只管明言。”大家齐声欢呼说：“晋王仁孝，当为嗣！”李世民大为欢喜。
魏王李泰对形势的变化毫不知情，他带着百余名随从正前往太极宫。唐太宗命城门守卫阻止其随从人宫，而只引导李泰一个人进入肃章门，遂即将他软禁在北苑。
贞观十七年（643）四月初七，太宗亲驾承天门，下诏立晋王李治为太子。当月，李泰被革除雍州牧、相州都督、左武侯大将军之职，降为东莱郡王。后来，又改降为顺阳王，流放均州郧乡（今湖北均县北），贞观二十一年，进封濮王。
懦弱的李治当上皇太子，可见并非出于唐太宗的一厢情愿，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，可以说极大程度上是由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竭力促成的，正如唐太宗对李治所说的：“你的舅舅应许拥立你了，还不快快拜谢。”即使在立李治为太子之后，唐太宗心中仍有不甘，他曾把李泰所上表章示于群臣，说：“泰文辞美丽，岂非才士？我心中念泰，卿等所知。但社稷之计，断割恩宠，责其居外者，亦是两相全也。”遗憾之情溢于言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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